当象岗山陵的封土拂去2000年尘埃，南越文王赵眜的地下宫阙如时光胶囊般豁然开启——2291片丝缕玉衣如星河凝固，映照着汉时明月，“文帝行玺”龙钮金印的田字格中，仍留存着秦篆遗风；铜提筒上的海船纹里，浪花仿佛还在拍打着2000年前的船舷……
时至今日，南越王博物院守护的不仅仅是数千件文物，更是一个璀璨的时代，这些出土的瑰宝，不仅拼接出秦汉岭南“纳百川而成其浩瀚”的壮阔图景，更生动再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恢弘历程。
舟楫丝路 番禺奇珍
波斯银盒幽光流转，非洲象牙温润如脂，红海乳香余韵依稀，金花泡饰闪耀着地中海与西亚的技艺华彩……在展厅林立的典型西汉文物间，这些浸润异域风华的珍宝卓然独立。它们并非寻常之物，乃是2000多年前南越文王赵眜生前深藏的爱物。
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南越武王赵佗薨逝，其孙赵眛（赵胡）继位，史称南越文王。赵眜在位16载，政绩寥寥，却将南越宫廷的奢华美学推向极致。展厅内这些迥异于中原汉器的奇珍，不仅昭示主人的崇高地位，其独特形貌纹饰更诉说着南越宫廷与遥远世界的非凡连接——海丝之路。
番禺（广州），北倚五岭，南临大海，坐拥珠三角腹地与三江交汇之利，自古便得天地之厚赠。这片水网交织、通江达海的沃土亦滋养了南越先民逐波踏浪的魂魄，史载“越人善舟，习于航海”。展厅中的出土文物——铜提筒，正是这段辉煌航海史的精妙见证。作为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最富地方特色的器物之一，其外壁刻有四组船纹，描绘了一支大型作战船队凯旋的场景。船体绘出甲板和橹，船内分舱，满载战利品，还刻绘出海鸟和海鱼。这是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描绘最完备的古代海船图形，表明当时南越已具备制造大型海船的能力。
秉承“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南越先民们踏上了前往神秘西域疆土的征途，他们的航迹，远涉东南亚与南亚的万顷碧波，更将探索的触角延伸至红海之滨的遥远彼岸。这不仅带来了异域的珍宝，也带来了文明的交融。
上世纪90年代末，在南越王墓发现的10多年后，同样属于南越时期的一座地下宫殿浮出水面，令人惊诧不已的是，在专家们修复之下，这座沉睡2000余年的王宫御苑，竟在许多建筑细节上流露出万里之外的异域风情。御苑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八棱石柱，其材质与形态皆迥异于中国古代传统的木质立柱。然而，类似的八棱柱造型，却在古印度早期佛教建筑桑奇大塔的石质围栏上大量出现。
南越国开辟的南海交通网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初步成形奠定了基础，汉武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对外交通贸易，并派遣使节出使南海诸国，大规模官办商船出海从事官方对外贸易，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式形成。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日益繁荣，岭南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广州城（番禺）已逐渐发展成为中外商品的集散中心，并跻身西汉早期全国九大都会之列。《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金辉玉映 旷世精品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南越国第二任君主赵眜去世，时年43岁。这位生前尽享百越风华的君主，死后亦为自己营造了一座奢华至极的地下陵寝。其墓劈山为陵，气魄惊人，工匠自象岗山顶深凿20米，开掘出平面呈“凸”字形的巨大竖穴，营建起一座坐北朝南的庞大地下宫殿。陵墓严格遵循“前堂后寝”的礼制格局，前后七间墓室，皆由750余块厚重的红砂岩砌成，满满当当地摆放了墓主生前所用之物——共有1000多套、1万多件，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世所罕见。
其中，玉器是墓主人最重要的陪葬品。汉代上层贵族盛行佩玉之风，深受汉文化影响，南越国也延续了这种传统。南越王墓共出土244件（套）玉器，分为玉容器、玉带钩、玉配饰、玉剑饰四大类，反映了南越国崇玉、尚玉的特色。
众多别具匠心的玉器中，西汉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尤为突出。玉佩由内外双环构成，内环里的龙伸出前爪，外环里的凤立于龙爪之上，龙凤顾盼生姿，两股力量在直径不足12厘米的空间里形成永恒的张力。玉工在双环相接处巧施透雕，让龙凤身躯若断若连，恰似《周易》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具象——龙的雄浑为阳，凤的婉丽为阴，双环相扣的构图暗合阴阳调和，而穿透玉料的光影流转，则让阴阳二气在方寸之间生生不息。此玉佩不仅是汉代玉雕中罕见的艺术瑰宝，更是中国艺术设计史上的典范。2000多年前，它曾作为墓主心爱之物，覆于其右眼之上，如今跨越时空，它作为南越王博物院的院徽，继续照耀着一座城市的精神年轮。
生者佩玉，以比其德；亡者殓玉，以慰其灵。随葬用玉在汉代表现得更为极致，时人笃信玉能永固精气，不令消散。赵眜的丧葬仪轨，实行了完备的珠玉敛葬：墓主身着丝缕玉衣，头枕珍珠枕，口含珍珠团，面覆玉“覆面”，胸盖玉“珠襦”。棺椁内外更陈设玉璧多达47块。
最引人瞩目的当数这件丝缕玉衣，根据穿缀玉片的丝线材质不同，玉衣分为金缕、银缕和铜缕三种等级。然而，展厅中的这件玉衣却独树一帜——既无文献可稽，亦无考古先例，是迄今为止所见唯一一套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这件玉衣由2291块玉片组成，以红色丝线精密编缀，较之金、银、铜缕的冷峻，丝缕玉衣仿佛多了一份温柔。
在展厅的玉器星河里，铜承盘高足玉杯亦熠熠生辉。此杯出土时陈列于墓主身侧，通体以金、银、玉、铜、木五材精构，由高足青玉杯、三龙拱托架及铜承盘三部分契合而成。人们猜测，这件杯子有着很特别的用途——或为南越王承聚仙露、服食长生不老药的器具。
除玉器外，展厅还陈列着璀璨夺目的金器珍品，尤以“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最为耀眼。这枚金印堪称国之瑰宝，是中国考古发掘出土的首枚帝王印玺，亦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龙钮印玺。
此印为方形，重148.3克，含金量98%，印钮设计独特，为一蜷曲盘踞的游龙，其龙首、龙尾及四足巧妙地分置于印面四角之上，姿态蓄势待发，似欲腾飞疾走。印面采用田字格布局，以小篆体阴刻“文帝行玺”四字，笔力刚健，尽显秦篆遗风。
除“文帝行玺”金印外，南越王墓还出土了“泰子”（“泰”同“太”）龟钮金印与“右夫人玺”龟钮金印。“泰子”金印也是首次发现，在传世印玺中未曾见过。
历史上发现的玺印大多为铜质、玉质或者水晶质地，金印的数量极其稀少，现存于世的仅有12枚。12枚金印中属东汉的有8枚，属西汉的有4枚，而仅南越王墓一处，就集中出土了3枚西汉金印。一件件旷世精品，不仅印证了南越国的强盛，更诉说着这片土地上那段既隐秘又辉煌的历史。
2025年，南越王博物院通过全球投票评选出十件“王的宝藏·镇院之宝”，依次为：“文帝行玺”龙钮金印、错金铭文铜虎节、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丝缕玉衣、铜承盘高足玉杯、圆雕玉舞人、犀角形玉杯、“蕃禺”汉式铜鼎、“万岁”文字瓦当、波斯银盒。
长安质子 南越变奏
汉式鼎，以“矮蹄足”为典型形制，器身肃穆沉雄，通体凝结着中原礼仪文化的庄重威仪；楚式鼎，身形修长，灵动飘逸，尽展楚地巫风浪漫的生命张力；而越式鼎则融汇汉风、兼采毗邻楚滇之长，淬炼出独具一格的南越气韵——形制自由奔放，风格质朴鲜明，于浑朴中跃动着南国先民的炽烈性情。
展厅中这些跨越时空的遗珍，留给世人的远非惊鸿一瞥的惊艳，更是多元文化并置、碰撞与重构的鲜活见证。而这种文化交融的特质，在南越国第三代王——赵婴齐的生命轨迹中体现得尤为深刻。如果说赵佗是南越国的开创者、赵眜是南越文化的巩固者，赵婴齐则是南越文化与汉文化深度融合的推动者。
作为南越储君，少年时的赵婴齐生活在繁华鼎盛的番禺王城，接受着王室的熏陶与培养，为日后的人生轨迹奠定了基础。其间，他遵循曾祖父赵佗推行的“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娶越女为妻，生长子赵建德。本可循着祖辈擘画的轨迹，做一位谨守祖训的守成之君。
命运的转折始于一场边陲危机。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郢趁赵眜新立未稳，出兵进犯南越国。危急关头，赵眜向汉朝求援，汉遣军征讨闽越。战争结束后，汉武帝派严助出使南越，要求南越文王赵眜入朝谢恩，赵眜称病，派太子婴齐到长安为质。自此，赵婴齐挥别故土，在长安以质子身份宿卫朝廷。
赵婴齐抵达长安时，汉兴已有70余年，在长安为质期间，他接触到汉朝礼法，学习中原制度，在长期耳濡目染下，他深受汉文化的浸润与熏陶。这种文化上的影响，悄然改变着他，为他日后的行为和理念奠定了基础。
在继任为南越王之后，赵婴齐主动废去了赵佗、赵眜在位时所称的帝号，在国中改称“国王”，并将先帝的玉玺深藏，以示对汉敬畏。他还上书朝廷，请求封汉女樛氏为王后，立其子赵兴为太子，表明臣服之意。这一系列举动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情感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南越国在文化、政治等方面与汉文化的融合埋下了伏笔。
赵婴齐统治南越时，政治上广泛采纳汉王朝的治理体系，经济上积极引进中原先进技术，这些举措为岭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推动了岭南与中原的融合进程。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王赵婴齐去世，谥号“明王”，其子赵兴即位，尊生母樛氏为王太后。在汉使安国少季的游说下，赵兴与樛太后欲内附归汉。此举遭三朝元老丞相吕嘉反对，并于公元前112年发动政变，杀害赵兴及樛太后，拥立赵兴之兄赵建德为南越王。汉武帝震怒，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发兵十万征讨南越。《史记·南越列传》载：“会暮，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一座近百年历史的王都在熊熊大火中灰飞烟灭。至此，传国五世、享祚93年的南越国灭亡。
1995年，人们在广州市中心的中山四路发现了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从中发现了红烧土层和成层炭屑，其下掩埋着残缺板瓦、筒瓦和“万岁”篆字瓦当及卷云纹瓦当，筒瓦中有“公”“官”“卢”等文字戳印，证实了《史记》的记载。
在灭南越国后，汉武帝分其地设南海、合浦、苍梧、郁林、交趾、九真、日南、儋耳和珠崖九郡，岭南重归中央王朝直接管辖。岭南与中原的联系与交流得到进一步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与中央王朝渐趋融合，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摘自 《中国建设报》 2025.06.16 记者 常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