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金印，骤然点亮消逝千年的古滇王国；青铜之上，凝固的祭祀征伐，铸成无字的壮丽史诗；大小爨碑，铭刻着400年血脉交融与文明碰撞的磅礴交响。红土地深处，一个红铜色的“百宝盒”——云南省博物馆正悄然开启，走进其中，循着时光凿刻的纹路，看这片古老秘境，如何从边陲方国，浩荡汇入中华文明奔涌不息的壮阔江河。
“一颗印”——红土地上的“百宝盒”
在昆明市滇池之滨，一座大气典雅的红铜色建筑如凝固的史诗般矗立，它将千年文明的厚重与现代建筑的张力熔铸为一个巨大的“百宝盒”——这便是云南省博物馆。
清宣统三年（1911年），在昆明人何秉智、康学文、杨煦的筹备下，原“云南图书馆”改组为“云南图书兼博物馆”，开启了云南博物馆事业的先河。民国十八年（1929年），云南图书兼博物馆一分为二，博物馆部分迁往昆明文庙，改名为“云南博物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文博事业迎来新纪元。1951年8月，云南解放伊始，省政府便将博物馆筹建工作列为重点工作之一，成立了云南省博物馆筹建委员会。1959年春，云南博物院正式更名为云南省博物馆。同年，原昆明军区在五一路建成了人们称为苏式、实为欧式的昆明军事博物馆，主要展出枪炮等武器装备。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出访缅甸归国途经云南，在视察当时的“昆明军事博物馆”后，周总理指出，每一个省不一定都建军事博物馆，指示将其改为地方性的综合历史博物馆。由此，该馆正式定名为“云南省博物馆”。
如今矗立在广福路上的新馆，是2015年落成的现代主义与民族元素融合的杰作。总设计师严迅奇为铸就这座文化地标，曾到石林、丽江、大理等地潜心感受云南多元而厚重的历史文脉，从中淬炼出新馆的设计灵感。
从空中俯瞰，新馆主体呈巨大的“回”字形结构，沉稳方正，其设计灵感深植于云南彝族传统民居“一颗印”的围合智慧；而贯穿建筑的狭长缝隙，则是对石林喀斯特地貌的抽象转译——那些被岁月雕琢的岩壁褶皱，化作外立面1万平方米的红铜色金属铝穿孔板，它们按阿罗线走向形成了8600多种壮观图案，随时间与光线流转，立面会呈现出起伏跌宕、变幻无穷的艺术美感，寓意云南“有色金色王国”、红土高原的深刻内涵。
这种将地域文化基因植入建筑语言的设计，使博物馆本身就成为解读云南文明的第一件展品。远远望去，那座由万千不规则单元拼接而成的恢宏建筑，犹如一个静待开启的“百宝盒”，引人遐思。
牛虎铜案——古滇国的青铜史诗
步入馆内，云南数千年文明画卷徐徐展开。其中，作为古代文明之光的古滇国，无疑是最为璀璨夺目的篇章。
“元封二年……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於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古滇国的记载，司马迁称这个活跃于滇池沿岸的古老文明“耕田有邑聚，肥饶数千里”。然而，不久后，这个从战国绵延至西汉的区域性政权，竟如迷雾般骤然消散于历史长河。考古发掘未见其文字踪迹，史书文献亦未详述其消亡历程。因缺少实物佐证，司马迁笔下的古滇国是否真实存在，始终是中外历史学家心中一个难以解开的结。
1956年，石寨山古墓群中一枚金印的破土而出，如惊雷般驱散了历史的迷雾。此印边长2.4厘米、通高2厘米，其钮作盘蛇状，回首逼视，两眼熠熠放光，印面白文篆书“滇王之印”四字。它的惊世出土，不仅确凿无疑地证实了古滇国的真实存在，印证了《史记》记载的可靠性，更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标志性物证。
古滇人虽然没有文字，但他们以青铜为笔，把当时的社会图景定格下来，成为后世探寻这一古老文明脉络的线索。其中，“牛虎铜案”堪称云南青铜文明的巅峰杰作——猛虎獠牙深陷，死命撕扯母牛尾部，更令人揪心的是，母牛腹下还伫立一头小牛，生死一瞬，惊心动魄。
作为云南省博物馆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牛虎铜案”在力学与美学的交融中臻于化境：母牛雄浑的躯体构成核心——背部自然下落为案面，四足稳立成案腿，昂然伸展的巨角牵引重心前倾，蓄满力量；尾部猛虎则重心后仰，四爪紧蹬牛胯，利齿咬尾，以全身之力向后拉扯，瞬间制衡了前倾之势；腹下小牛更是点睛之笔，它安然立于大牛前后腿间的庇护空间，不仅加固了整体结构，更以生命的脆弱反衬出搏斗的惨烈，赋予冰冷青铜以灼热的情感张力。
相较于中原地区的方正厚重与古蜀地区的夸张浪漫，古滇国的青铜艺术独树一帜，开辟了一条生动逼真的写实之路。无论是生产劳作、生活娱乐，还是祭祀宴飨、战争征伐，古滇工匠都将这些鲜活的场景熔铸于青铜之上，铸就了一部雄浑壮丽的青铜史诗。
贮贝器则是古滇青铜器中的代表器物，它是用以贮藏珍贵海贝的罐子，通俗而言，就是古滇国的“存钱罐”。这是古滇国特有的一种器型，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迄今仅见于云南。而器盖，则成为最核心的艺术舞台——上面规模宏大的立体群像雕塑，集中展现了云南青铜器失蜡法铸造的巅峰技艺。这些雕塑主题包罗万象：战争、祭祀、贡纳、纺织、狩猎、驯马……尤以祭祀场景最为多见，它们再现了古滇国社会生活的重大瞬间，堪称一部“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
展厅中的“杀人祭柱场面铜贮贝器”，器盖之上铸有32个人像，凝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古代祭祀瞬间：器盖中央矗立着象征神权的图腾柱，巨蟒盘绕其上，柱顶踞立猛虎，柱下鳄鱼潜伏。左侧，一位乘坐肩舆的贵族妇女（或为掌控仪式的女祭司）静观其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右侧的人牲：一名裸身男子被反缚于石牌之上，等待命运降临；另一名坐地者，左脚深陷木枷；还有一人双手反绑，跪坐待戮。周围环绕着神情各异的围观者以及手持利刃、蓄势待发的行刑者，可能是一场祈求丰饶或护佑的农事祭祀。
青铜，不仅镌刻着古滇人生活的宁静画卷，也记录下了他们保卫族群的斗争。
“战争场面贮贝器”便是一曲冷兵器时代的壮烈悲歌。器盖上，一位通体鎏金的滇国主将顶盔掼甲，左手控缰，右手挺矛，策马奋力冲杀。其马颈下赫然悬挂一颗敌人首级，昭示着战斗的惨烈。主将四周，步兵们正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杀，短兵相接，浴血奋战，激烈战况令人屏息。
据文献记载，古滇国曾面临一个强大的宿敌——来自滇西、精于骑射的游牧民族“昆明人”。为了争夺宝贵的牲畜与人口，双方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与昆明人的战争，几乎贯穿了古滇国的兴衰历程，展厅内数量庞大的青铜兵器，正是这段铁血岁月最冰冷的注脚，滇国考古出土的青铜器十之八九是兵器，总数逾万件。
辉煌的滇国青铜艺术也随着滇国的神秘消失画上了句号，今天人们普遍推测，滇王受印和益州郡的设立固然是云南正式汇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宏大进程的历史起点，却也悄然奏响了古滇王国衰亡的序曲。在汉武帝经略西南的边疆蓝图中，滇王虽然一度受到宠爱，但在帝国“大一统”的恢宏叙事下，其王权的消逝已成必然宿命。
“二爨”碑刻——石纹里的血脉交融
漫长的青铜时代徐徐拉上了帷幕，那些曾创造出辉煌青铜文化的滇人逐渐远离故土向南迁徙，历经漫长岁月，他们与西南边地民族融为一体，成为今日云南诸多少数民族的祖先，自此，云南大地迎来了一个更为恢宏壮阔的时代序章——民族大融合。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在云南地区设置益州郡后，“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至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又促使大批汉族避乱南迁，带来了汉文化与云南本土民族文化更深层次的碰撞与交融。这些迁入的汉族移民逐渐成为当地的士族，世领其职，逐渐形成了拥有田地、人户、兵卒的豪强。他们与本土的首领“夷帅”在相互排斥与契合中，逐渐发展成为影响政局、独霸一方的“大姓”势力——南中大姓。
三国至魏晋时期，中原持续动荡，云南的各种地方势力乘势崛起。其中，经营多年的爨氏家族逐渐称霸南中。据其自述，爨氏源流可追溯至上古圣王颛顼，其先祖为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彪、班固。班氏家族于东汉末年“采邑于爨地”（地点有山西忻州或定襄两说），遂以封地为氏。其后裔因社会变迁辗转迁入云南，通过“变服从其俗”和联姻通婚的方式与本地原有居民融合，成为由汉族移民夷化的南中大姓之一。
自东晋经南北朝至唐初，爨氏统治云南长达400余年，他们在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基础上，积极吸收融合当地土著文化，构建了独特的“爨文化”体系。这种文化的精髓体现在碑刻艺术、姓氏传承、盟誓制度、“鬼主”崇拜等文化元素中，展厅内的“二爨碑”正是爨文化遗留的吉光片羽。
“二爨碑”是《爨龙颜碑》与《爨宝子碑》的并称，又被称为“大爨”“小爨”，《爨宝子碑》立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年），《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这两块碑文不仅记录了爨氏家族治理南中时，与当地各族相处交融的历史细节，更是中原汉文化与爨文化深度融合的珍贵见证，被誉为“南碑瑰宝”。
从字体来看，两方碑刻字体介于隶、楷之间，既保留了横画多作燕尾等的隶书笔法、体式，不乏朴拙之美，又多有展现楷体笔画之工整、雄强，是隶书至楷书过渡的典型。书法风格独特，被称为“爨体”。
从文风和内容来看，“二爨碑”文体正处于魏晋南北朝骈文盛行至散文逐渐兴起的演变过程中。小爨碑主体部分完全采用四字骈体文，韵律铿锵、辞章华丽，388个字竟然用了17个中华文化典故，涵盖了《周易》《诗经》《老子》《庄子》《汉书》。大爨碑则是骈散结合、以散为主，散文有秦汉之风，骈文留魏晋之范，辞藻和用典颇为讲究，文学造诣极高。
“二爨碑”不仅是记载东晋和刘宋时期南方少数民族历史的珍贵实物资料，更是汉族与云南各民族经济、文化深刻交融的永恒见证。随着爨氏统治地位的提升和加固，滇中、滇东地区的居民开始以“爨人”自称，这一共同身份的出现是南中多民族融合程度加深的重要标志。
尤为重要的是，爨氏虽僻处南中，与中原王朝的直接联系相对松散，但其作为移民实边背景下成长的地方政权，仍然尊中原王朝为正统，无论是两晋还是南北朝各中原王朝时期，爨氏都接受中原王朝的封号，始终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隋唐时期云南重新纳入中央版图奠定了基础。
摘自 《中国建设报》 2025.06.26 记者 常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