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金翅鸟，如凝固的闪电，镇守信仰与江河；一顶宝石冠，似冠冕上的山河，辉映权力与融合；一把旧提琴，伤痕累累，却孕育了唤醒民族魂的惊雷……彩云之南的红土地上，文物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血脉相连，共同谱写着多民族碰撞、交流、共生、共融的壮丽史诗。
大鹏金翅鸟——镇守信仰与江河
来到云南省博物馆，门前那尊展翅欲飞的大鹏金翅鸟雕像总是率先攫住游人的目光。它的原型，正是馆藏国宝——宋代银鎏金镶珠金翅鸟。其通体鎏金的工艺与绝妙昂然的神姿，不仅凝固了古代工匠卓绝的匠心，更成为解码古代云南多元文化交融的重要物证。
初唐时期，随着南中大姓的衰亡，滇西大理地区逐渐成为云南历史舞台的中心。洱海周边兴起了以“六诏”（“诏”意为“王”）为代表的地方部族。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在唐玄宗的支持下，蒙舍诏首领皮罗阁统一六诏，建立了南诏国。开国伊始，皮罗阁即亲赴长安朝贡，深得唐玄宗礼遇，获封“云南王”。南诏由此成为大唐的附属国。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统治中心也在洱海周围，基本承袭了南诏疆域，并一直与宋朝通好，保持着臣属关系。此间，社会经济勃兴，与中原及周边地区的交流日益深入，佛教得以广泛弘传，至大理国时期臻于鼎盛，被尊为国教，大理国也因此被誉为“妙香佛国”。而大鹏金翅鸟，正是这段信仰虔诚、文化交融辉煌篇章的璀璨见证。
金翅鸟原供奉于大理崇圣寺千寻塔（主塔）塔顶的木制经幢内。1978年，文物部门修复崇圣寺三塔时，发现了680余件南诏、大理国珍贵文物，其中最为精美者，便是这尊金翅鸟。它瞠目怒视，昂首展翅，蓄势待飞，周身羽翼刻画精细，栩栩如生。头饰如意云形宝冠，尾羽呈火焰状向上展开，并镶嵌5颗水晶珠，双足栖息于莲座之上，喙爪锋利，整体造型精美华丽，体态雄健圆浑，充满勃勃生机。
但此类金翅鸟形象在云南地区并非孤例。在昆明的东寺塔、西寺塔、妙湛寺塔以及楚雄雁塔、陆良大觉寺千佛塔的塔顶四角，都装饰有铜质贴金的“神鸟”，民间习称为“金鸡”。它们通常高约2米，头、颈及腹部中空，其口中衔有一根两端开孔的铜管，管内装有金属簧片。每逢风季，气流穿过铜管，簧片震动，便发出悦耳鸣响。
据明代谢肇淛《滇略》记载，这些“金鸡”实为佛教中的金翅鸟（梵名“迦楼罗”）。由于云南地处高原，湖泊较多，水灾频繁，民间以为是恶龙作祟，于是就想到了镇龙治水之神金翅鸟。金翅鸟又名“大鹏金翅鸟”，是印度神话中一种性格凶猛的大鸟，位列佛教护法神“天龙八部”之一。传说其形体巨大，展翅可达数万里，以龙为食，正是平息水患的利器。云南先民遂奉其为“镇水之神”，立于塔顶四周，俯瞰江河湖泊，以绝水患。
展厅中的这件银鎏金镶珠金翅鸟造像，集鎏金、锤揲、焊接、拼接与镶嵌等多种绝技于一身，工匠们先分铸出头、翼、身、尾等部件，精雕细琢出羽毛与各类纹饰，再焊接成型。它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图腾意义，更是古代工艺的璀璨结晶。同时，它代表了云南地区当时的传统艺术风格，其头顶宝冠的纹饰与宋代流行玉雕饰件相似，有力印证了历史上云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尽管金翅鸟形象源自域外，但传入中国后便已深深植根于中国民族文化之中。云南汉传佛塔建筑上塑造的金翅鸟与《造像量度经》中描绘的形象大不相同，没有人面、牛角及饰物等，而是酷似戴鸡冠的“金鸡”形象，这正是佛教文化融入云南民间信仰的生动写照。
金镶红蓝宝石冠——见证开疆戍边与民族融合
展厅射灯掠过它的刹那，恍若将星辰与烈火凝于方寸之间，四层金瓣错落层叠，似圣莲绽放；冠面之上，红宝如凝血，蓝宝似深海，辉映着云南这片土地在铁血与文明交融中淬炼出的惊心动魄之美。这便是镇馆之宝——金镶红蓝宝石冠。它既是当之无愧的“颜值担当”，更是云南开疆拓土、风云际会那段最重要历史的有力见证。
1253年，忽必烈“革囊渡江”攻灭大理国，拉开了元朝经略云南的序幕。1276年，元朝在云南正式设立行中书省，并将行政中心由洱海之滨的大理迁至滇池之畔的昆明，此举标志着“云南”成为全国统一的省级行政区划名称，被完全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体系。
云南行省设立后，元朝为促进当地发展，在农业、文化、交通等多个领域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建设项目。其中，治理滇池水患成为关键举措，这是滇池地区首次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不仅控制了滇池水患，还开辟了大量良田，之后昆明乃至全省大兴屯田，昆明地区的屯田面积占全省的1/3，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
随着全国南北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地区间的壁垒被打破，贯通全国的驿站制度得以建立。与政治统一相呼应，儒家思想与文化对边疆云南的吸引力日益增强。史载，元朝统一后云南“其民衣被皇明，同于方夏，幼长少老，怡怡熙熙，皆自忘其往陋”，社会风貌焕然一新。大量中原人口因仕宦、戍边、屯垦、贸易等原因进入云南，他们与当地各民族相互融合，共同开发边疆，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发展。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调集30万大军，以傅友德为统帅，蓝玉、沐英为副帅，南征云贵。平定云贵后，为稳固中央对西南边疆的统治，特命沐英率部留镇云南。沐英去世后被追封为黔宁王，其家族世袭“黔国公”爵位，历经十二代持续镇守云南，直至明朝灭亡，为维护边疆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沐氏家族也因此成为明朝最显赫的勋贵世家之一。镇馆之宝金镶红蓝宝石冠，便出土自沐英六世孙——沐崧之妻徐氏墓。
此金冠呈半球形，由四层形似莲花瓣的薄金片累叠而成。冠面镶嵌逾50颗红、蓝、绿、白等名贵宝石，色彩艳丽，与黄金交相辉映，璀璨富丽。冠两侧各有两个小孔，以四支金簪穿入固定于发髻。其精湛的制作工艺融合了锤揲、錾刻、镂空、镶嵌及焊接等多重技法，尽显王侯器物的极致华贵。
金镶红蓝宝石冠精湛工艺的背后，实则是明代大规模移民带来的技术火种。为了维持明朝对云贵高原的统治，明朝实行了驻屯政策，几十万江南军民携农耕技术、手工业技艺等中原文明成果，在彩云之南扎根屯垦。此后持续的移民潮，形成了汉族人口占主体的多民族融合社会，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有了“云南人”这一共同身份。
清朝沿袭明朝制度，在云南设承宣布政使司作为省级行政机构。至雍正年间，清廷强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世袭土司，代之以中央直接任命的流官。这一根本性变革系统性地强化了中央对云贵地区的行政管控，为后续大规模外来移民的进入与深入开发创造了重要条件，并对云南社会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持续的经济社会变革，深刻塑造了云南“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雏形。作为中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20余个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共生共荣，共同书写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壮丽史诗，这不仅是云南最显著的文化标识，更成为一部汉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交融共生、互鉴发展的立体教科书。
聂耳小提琴——奏响民族解放最强音
在云南省博物馆“百年风云”展厅中，展示着一把伤痕累累的小提琴。琴身油漆斑驳，边缘磨损，琴弓的马尾毛已分岔断裂，腮托却固执地停在左下角，仿佛仍在等待主人将琴托回颏下。小提琴看似平平无奇，却曾孕育了中华民族最激昂的旋律——它的主人就是人民音乐家聂耳。
时间的指针指向19世纪，内忧外患中，中华民族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局。云南虽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却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关头屡屡显露引人注目的锋芒。从重九起义的枪声到护国讨袁的义旗，从滇西抗战的铁血到“一二·一”运动的呐喊，这片红土地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发端。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聂耳，这位音乐战士，开始用旋律作为武器。
1930年，19岁的聂耳怀揣音乐梦想，只身从故乡云南奔赴上海。一次偶然的机会，困顿中的聂耳赚到了一笔100元的“巨款”，他一半汇给母亲，一半买了把二手小提琴。从此，这把琴成了他最亲密的“战友”。他曾在日记里写道：“若没有旁的事来烦扰，我是会不吃饭、不睡觉，不分早晚地练习下去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序幕，“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1934年春，剧作家田汉决意创作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然而，在他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就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与此同时，身为左派活跃分子的聂耳也成了特务追捕的目标。为了安全起见，党组织决定将聂耳转移至日本。临行前夕，聂耳找到夏衍，主动要求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主题曲。
1935年4月18日，聂耳抵达东京。就在这异国的寓所里，他怀抱那把从上海旧货市场购得的小提琴，倾注全部热血与赤诚，在短短半个月内，就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最终定稿，他立刻将定稿曲谱寄回上海电通影片公司。随着影片《风云儿女》公映，《义勇军进行曲》很快传遍神州大地，成为家喻户晓的抗战歌曲。这首革命歌曲甚至享誉海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然而，天妒英才。1935年7月，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同年8月底，挚友张鹤（张天虚）与同乡郑子平将聂耳的骨灰和小提琴、日记等遗物从日本带回上海。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际，聂耳被安葬在了昆明西山之下，《义勇军进行曲》则继续鼓舞着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1949年，当新中国如朝阳喷薄而出，《义勇军进行曲》被庄严地确定为国歌。开国大典上，它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的苍穹下恢宏奏响。这份选择，饱含历史的深意：《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建立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
20世纪50年代，聂耳的母亲彭寂宽、两位哥哥及好友将包括小提琴在内的聂耳的个人用品、作品手稿、日记、书信等近5000件遗物捐赠给了云南省博物馆，让后人得以永远追思这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
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指导
摘自 《中国建设报》 2025.06.30 记者 常越
